近日，由甘肅省文物局、甘肅省博物館聯(lián)合主辦的“唐蕃古道——八省區(qū)文物精展”在甘肅省博物館展出。本次展覽共展出有關唐蕃古道的精品文物245件(組)，其中一件陳列在非常顯眼位置的文物引起了記者的興趣，據(jù)省博物館文化產(chǎn)業(yè)處副主任劉光煜介紹，這是“會川伯趙安免死鐵券”，是省博物館的一件“鎮(zhèn)館之寶”，也是全國極為少見的“丹書鐵券”。

什么是“丹書鐵券”呢？原來就是在影視作品或民間故事中所說的“免死牌”或“免死金牌”。指的是古代帝王頒授給功臣、重臣的一種特權憑證，又稱“丹書鐵契”。

省博這件鐵券面質(zhì)如新，薄厚均勻一致，周邊齊整，鑲嵌精細，券字金光燦然，書法遒勁，字口平整光潔，至今無一字殘缺。該鐵券頒發(fā)于明正統(tǒng)五年(1440年)弧長41厘米、直徑26厘米、高22.5厘米。兩面有錯金文字,為楷體直書,正面20行,每行8至13字不等,共計218字。鐵券薄厚均勻一致,周邊齊正,鑲嵌精細,制作精良，反映出明代高超的冶煉技術和鑲嵌制作的工藝水平。

據(jù)省博物館研究部主任李永平介紹，會川伯趙安鐵券是明英宗正統(tǒng)五年(1440年)賜予會川伯趙安的免死信物。全國像這樣的鐵券他知道的只有四件。一件存于是旅順博物館，一件存于國家博物館，一件在青海檔案局，最后一件就是省博存留的這一件，可謂是稀世珍寶。

記者看到其正文到現(xiàn)在仍然清晰可見，該鐵券詳述了趙安功績及褒獎赦封情況。

那么我國從何時開始出現(xiàn)頒授丹書鐵券的制度呢？其實，頒授“丹書鐵券”的制度最早始于漢高祖劉邦。漢高祖劉邦奪取政權后，為鞏固統(tǒng)治籠絡功臣，頒給元勛“丹書鐵券”作為褒獎。劉邦建立漢王朝后，“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于宗廟”。其中的“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契”，即皇帝與功臣、重臣之間信守的憑證。“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即以鐵為契，以丹書之，將皇帝與功臣、重臣的信誓用丹砂寫在“鐵券”上，裝進金匱藏于用石建成的宗廟內(nèi)，以示鄭重和保證“鐵券”安全。然而，最早的“鐵券”并無免罪和免死等特權，僅作為一種加官晉爵封侯的憑證。獲賜鐵券的功臣及其子孫中，不乏獲罪甚至被處死的人。

北魏時期，孝文帝經(jīng)常為宗親、近臣頒授鐵券，甚至還出現(xiàn)了大臣向皇帝乞求鐵券，以作護身之符的現(xiàn)象；隋唐以后，頒發(fā)“鐵券”已成為常制，凡開國元勛、中興功臣以及少數(shù)民族首領皆賜予“鐵券”，連一些寵宦、宦官也有獲得“鐵券”的。而且，從隋代起，“鐵券”上的丹砂填字漸漸改為用金填字，故后世又將其稱為“金書鐵券”。唐代最著名的“錢镠鐵券”，是乾寧四年唐昭宗頒賜給吳越國王錢镠的，現(xiàn)收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也就是李永平提到的那一件。

“丹書鐵券”有了免死的權限，最晚在南北朝時期。早期鐵券免死次數(shù)大多在3次以下。從北魏至唐代，免死次數(shù)不斷增加，唐代后期，受賜鐵券者的子孫甚至可以憑鐵券免死1至3次。宋代時，宋太祖趙匡胤“黃袍加身”，從后周柴家手中謀得皇位，為了安撫民心，下旨厚待柴氏子孫，賜柴氏“丹書鐵券”，即使柴氏后人犯罪也不得加刑。家喻戶曉的小說《水滸傳》中所描寫的“小旋風”柴進家的“丹書鐵券”，確實有其歷史依據(jù)。到了明代，鐵券制度進一步完善，明太祖朱元璋從法律上規(guī)范了“丹書鐵券”的頒授對象，僅限于立有軍功，被封為公、侯、伯的勛臣。明代金書鐵券根據(jù)爵位的不同鐵券大小不一，最大的公爵一等鐵券高一尺，寬一尺六寸五分。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大封功臣。李善長、徐達、李文忠等34人獲公爵、侯爵封號，并被賜予“金書鐵券”。明成祖朱棣即位時，幫助他奪取皇位的“靖難”功臣邱福等26人也都被賜予鐵券。明末，崇禎皇帝還曾給大宦官魏忠賢的侄子魏良卿頒賜鐵券。與唐代的鐵券相比，明代金書鐵券的券文已有明顯變化。一是謀逆不宥，只宥其他死罪；二是免死的次數(shù)較少，子孫不免死。直到清代，“丹書鐵券”制度方被廢止。

記者發(fā)現(xiàn)這件鐵券呈瓦片形，且其他的鐵券也呈現(xiàn)這種特殊的形狀，但是問了很多專家多此都沒有定論。我省史志專家鄧明指出了一條思路。他說，所有的鐵券都是一式兩件，為了防止假冒偽劣“鐵券”往往還要被分割成兩半，一半留于皇宮，另一半由被賜者保管。需要的時候，左右部分進行對接，如果二者相互吻合，即為正品；反之，則為贗品。鐵券的形狀很可能是因為要看是否契合所以才呈現(xiàn)為弧形。

□蘭州日報全媒體記者 華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