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義忠：給臺灣鄉土社會深情一瞥

阮義忠作品《西螺的惜福老人》。

阮義忠攝影人文獎海報。

作為當代著名攝影家，阮義忠是少數被選入美國權威的《當代攝影家》一書的華人攝影家之一。40多年來，他跋山涉水，深入鄉土民間，拍下了無數臺灣鄉野風情和平凡人們日常生活的動人瞬間，其作品也成了臺灣獨一無二的民間生活史冊。

有人歸結于他的天賦異稟，有人歸結于他與時代的因緣際會。而他卻夫子自道說，是攝影讓他找到了對土地的認同感。他的作品中展現的是人在土地上的生老病死，無論成長、信仰和歸宿，都像是“對故鄉的懺悔”。

阮義忠出身于鎮上的一個木匠家庭，年少時他只想逃離農村，成為一個都市人和知識分子。高中畢業后繪畫和攝影事業的相繼成功，使他迅速離開了家鄉，成功走到外面的精彩世界。而在很多年之后，再去遇見曾經拍過的景和人，才意識到攝影之于自己、被拍攝的人以及他們的子孫后代來說，有著多么重要的意義。

\u00A0\u00A0\u00A0 或許冥冥中自有天注定，一心想要逃離的阮義忠，卻以黑白畫面記錄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臺灣的農村風光及原住民生活狀態。田埂鄉路稻田里的那些孩童、老人、女性，不少形象已成為舊日臺灣鄉土社會的符號。

當時服務的雜志，每期有十幾頁的篇幅歸阮義忠自由支配。于是他每個月都打點行裝，拿著一張臺灣客車價目表就上路了。他專挑價目表的終點去，因為“越是終點越表示沒有現代化嘛。”

阮義忠還專門去那種地名奇怪又美麗的地方，比如“美濃”和“多納”。他1977年拍的一幅美濃鄉民的浣衣圖，給人世外桃源之感。在阮義忠的眼里，鄉土社會是人類的童年，歷史在前進，童年在消逝，他則要給臺灣的鄉土社會留下最后深情的一瞥。

盡管鄉村生活清苦，但臺東海端鄉和彰化縣二水鎮等地鄉民的臉上，都洋溢著平和的笑容。這些照片歸入了他攝影圖文集《人與土地》的“勞動”專輯。其他三輯分別是“成長”、“信仰”與“歸宿”。“信仰”一輯中，阮義忠想方設法，才說服4位達悟族婦女表演她們傳統的頭發舞。“如今，頭發舞已成為蘭嶼觀光的熱門項目了”。

在臺灣屏東縣牡丹鄉的旭海村，幾戶人家被圈在島內最神秘的軍事基地里并等待搬遷，一排村民正在進行翻筋斗比賽。這是阮義忠1986年拍攝的一幅照片，照片中主人公姿態各異，讓阮義忠想起“人類在土地上重復著生老病死的輪回，累積著貪嗔癡疑的業力，卻一同注目著顛倒的人生而毫無所覺”。

這幅照片成了《人與土地》的封面。《人與土地》是被巴黎現代美術館等機構收藏的著名攝影作品。在島內外同行看來，阮義忠的一大價值，就是在幾十年的攝影生涯中一直堅持人文主義的溫暖視角，專注地用鏡頭記錄臺灣的社會現象。

在老家頭城鎮，阮義忠指著老街盡頭的一棵老榕樹說，小時候他和伙伴們喜歡往樹上扔石子，經常會砸到一名老婦人，那個人的形象到現在都很鮮明：“我在猜啊，這個女人會一個人孤獨的生活，可能就是被遺棄的吧，也許年輕的時候她也談過戀愛，然后有沒有結婚我不知道，她總是孤苦伶仃的一個人，她可能是我成長經驗當中唯一知道的，一個身體跟靈魂分開的人，她的身體永遠在尋找靈魂。”

類似的悲天憫人之心，在他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在樹下捧著月琴自彈自唱的盲婦、臺北大稻埕老街的貨郎、淡水碼頭曬太陽的老人、列車上拿著印有桂林山水雜志的老兵……回到頭城的鄉親，阮義忠記得最深的，有挨家挨戶給人算命的盲人，有糊冥紙的跛腳老人。他熱衷于拍攝這些生活很苦但自食其力的人：“因為他們跟我們是一樣重要，而不是卑微的。”

隨著這些人物在他的相機里活生生地呈現，他覺得攝影也延長了自己的生命，別人的生命加成在自己的生命里。

有人概括說，阮義忠用影像記錄下了鄉愁的三重詠嘆調：成年對童真的鄉愁，游子對家園的鄉愁，車水馬龍的都市對田野農耕的鄉愁……他跋涉于舊日泥濘的鄉土、溫馨淡雅的老鎮，記錄下遇見的每一張淳樸面孔，尋找著某種恒定的價值與久遠的呼喚，似乎是有意留待幾十年后，把這些散落無蹤的鄉愁，投遞給那些早已不識故鄉為何物的當代人。

“那個時候在臺灣，我拿起相機拍攝時沒有人會避諱。他會覺得，我被你注意到，你要拍我，好榮幸啊。”他強調說，“我拍攝的第一個老師，是我鏡頭前面的對象，而不是任何其他的人。”

在阮義忠看來，人真正煥發出某種光輝，要在某一個年代才會有。現在不太容易，因為所有的人都被很多東西給壓著，人少了那種平和的表情，就像是一面被灰塵遮蓋的鏡子，相機鏡頭很難捕捉。“我以前拍的照片的確有一種無染的特質，人的本真顯現出來。初心很重要，現在大家的初心不太容易找回來了。”

阮義忠在頭城鎮的海邊買下了一間小公寓，從陽臺就可以看到海平面上的龜山島――他的祖母、外祖母曾經生活過的地方，這將是他下一個攝影主題。

所有宜蘭人都把龜山島當成心里的故鄉。島上沒有淡水，從地底深處打出來的水咸淡參半，人們卻在這里繁衍生息了130多年。阮義忠說，他的血液里也有這種半咸半淡的水分。

阮義忠攝影人文獎作品展長沙開幕

臺灣攝影家阮義忠《人與土地》亮相上海

臺灣著名攝影家阮義忠在現場。 中新社記者 潘索菲 攝

中新社記者 潘索菲 攝

訪阮義忠：記錄生命的厚度與情感的溫度

新華社臺北６月１５日電（記者陳鍵興章利新）二十四五歲時，阮義忠第一次透過照相機的取景框“看世界時的感覺”是：“那是一種無法回避、無法把自己從現實人間抽身出來的，令我驚慌失措的處境。”

４０多年后，阮義忠已是蜚聲兩岸攝影界的名家和導師。今年，他在１９８７年推出的《人與土地》攝影展在臺北“重裝再現”，而“阮義忠攝影人文獎”不久前也正式啟動，受到兩岸攝影界關注。近日，他在臺北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如是表達其心中的攝影與世界的關系：“創作的原點就是生活的原點，要透過鏡頭用溫暖的視角，去凝視我們周遭的一切，去看見活生生的生命，去思考如何用鏡頭去喚起反省。”

長年不懈的攝影實踐與理論探究，讓這位臺灣攝影家淬煉出獨到的影像哲學，而常年行走兩岸的他更將推動華人攝影發展作為“志業”，期望為此投入更多心力。

《人與土地――阮義忠經典攝影集》的封面照片，也是此次阮義忠重展的海報照片，對于兩岸喜愛攝影的朋友應該并不陌生。那是１９８６年，在臺灣屏東牡丹鄉的旭海村，十多個孩子站立在地平線上，其中一位男孩正在空中翻跟斗。

已故《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先生對阮義忠的作品“留下”如是評語：“他的鏡頭面向著臺灣的農村，構圖框架在農作的勞動現場，焦距是平民的質樸與高貴。”

阮義忠的作品以人文紀實為主要風格，在幾十年的攝影生涯中，他一直專注地用鏡頭對準臺灣尋常百姓的生活，呈現出對人性的溫暖關照、對土地的深沉眷戀。這樣的關切，與其生命的經歷有著緊密的關系。

這個出生在臺灣宜蘭縣頭城鎮的木匠之子回憶說：“我家七兄弟兩姐妹都吃足了勞動的苦頭，從小就是農夫。我厭惡這個身份，努力想洗去這個父母加在我身上的可恥印記”。“在那個時期，我從土地得到的只是一股怨恨的情緒。這就是我的成長背景，生命中一個沉悒笨重的包袱；我扛著它走了很長而且是錯誤的一段路”。

高中畢業后，阮義忠進入一家文學雜志擔任插畫作者，退伍后加入另一本雜志，開始拿起相機，從此扎入攝影的“深淵”。

最初拿起相機的阮義忠透過取景框，又看到農林、土地、勞動……他無法在自己曾怨恨的那種生活方式中去尋找創作題材。所幸，阮義忠堅持拍了下去，他的鏡頭開始不知不覺地為土地上辛苦的勞動者和他們擁有的可貴品質所吸引。

“那些人，那些土地，透過我的相機令我溫暖和感動，使我一天天從幼時的噩夢中醒來。”他解釋《人與土地》系列時說，“我急切地想要把重生的經驗傾吐出來，急切地想在自我救贖中，找尋任何可以看到的希望之光。”

高信疆曾在文章回憶說：“剛認識阮義忠時，他是以插圖在文藝界闖出名氣的，后來也讀過他的詩和小說。在這些不同形式的創作活動中，我都看到一股無比炙熱的深情，和他那特有的才情與思考。這些秉性，在他的照相機觀景窗里，愈益清晰地對準了焦距，也更加飽和地曝了光，而成為他對人、對事、對生活的至情關懷。”

上世紀８０年代末到９０年代初，阮義忠編著的《當代攝影大師――２０位人性見證者》《當代攝影新銳――１７位影像新生代》兩本書推出簡體版，讓他走進了大陸攝影界的視野。近年來，阮義忠在大陸再版、新版的書籍已超過１０本。

１９９２年，阮義忠創辦中英文雜志《攝影家》，至２００４年共出版６２期，成為海峽兩岸攝影家的“伯樂”，為不少華人攝影師走入西方視野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從臺北藝術大學退休后，阮義忠于２０１３年開始在兩岸一些城市開設工作坊，講解攝影美學和大師作品，分享創作經驗，指導暗房操作。

阮義忠告訴記者，自己現在一年有一半時間在大陸，一半時間在臺灣。在臺灣時，每天３點多起床，４點多喝完咖啡，５點以前就進暗房了。

阮義忠現在很少拍照，而是把更多的時間傾注在暗房里，因為過去拍的很多膠片沒有放大，或者希望放得更好。

“底片就像是樂譜，放大底片則是演奏，２０歲時和６０歲時演奏是不一樣的，因為人世歷練不同了，體悟也不同了，現在再來放大，更有情感，更有深度。”他說。

阮義忠對暗房的態度也是一種堅守：“傳統的影像在暗房誕生，現在的數碼攝影則是在‘光天化日’下隨拍隨傳，只有光學部分，少了化學部分。進暗房讓我覺得自己依舊是一個匠人，不只是在捕捉畫面而已，而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當記者問及攝影科技不斷發展，人們遠離暗房似乎不可避免，阮義忠解答說，他并不是要否定數碼攝影，而是希望今天的攝影者了解攝影的傳統。

“要了解攝影的傳統，每按一次快門都要全神貫注，把那一瞬間當成千載難逢的機會。”阮義忠說，“我鼓勵回到傳統的創作態度，哪怕用手機或數碼相機，應該有一個理念，按一次快門就有一個成本，過去是物質上的成本，現在是精神上的成本。傳統的態度里面是‘惜物’的精神，一個‘惜物’的人才會‘惜情’。”

“攝影增加了我的生命寬度，我也應該在有生之年為它多盡一分力。”堅守帶來了一種擔當，阮義忠原本設定的目標是７０歲時創辦一個攝影獎，現在提前了４年。

在大陸學生的“鼓動”之下，“阮義忠攝影人文獎”今年正式設立，并于６月起啟動首屆征稿。

談起初衷，阮義忠說：“我一直認為，攝影的本質是發現與記錄，也就是向外觀看，找到事物之間的關系，將其捕捉，把意義傳達給更多人知道。但是，近年來，實地感受兩岸各地攝影活動的蓬勃，也觀察到目前流行的攝影表現嚴重偏向觀念性，人文精神逐漸稀薄，令人憂心。”

阮義忠認為，西方主導的世界性攝影獎對亞洲尤其是華人攝影不夠關心，而華人攝影獎近來更關注觀念性和藝術性攝影。因此，他萌生了設立一個只針對華人、突出人文性與紀實性的攝影獎，希望“適當地平衡一下”。

“當代影像藝術越來越講求個人的觀念表現和視覺上的刺激，越來越冷酷，跟觀眾的距離越來越遠。我們希望鼓勵大家能夠耐得住寂寞，用鏡頭去發現你周遭的跟你有關系的題材，回到你生活的原點，找到自己內在與外在最有共鳴之處，通過相機把它反映出來，那才是真正有深度的東西。”他說。

１９８２年，阮義忠在澎湖望安海邊拍攝，幾條小舢板緩緩靠岸，婦人們沖上前去協助卸載漁獲。其中一位把一尾色彩艷麗、體形碩大的鸚鵡魚兜在懷里，阮義忠趕緊舉起相機。“誰知婦人的動作比我更快，馬上就把魚捧起擋住了臉說：‘拍魚就好了，不要拍我！’”于是，阮義忠留下了一幀充滿超現實意境的作品，他在注解中寫道：“導演是她，我只不過按了快門。”

阮義忠的黑白老照片，歷經歲月的洗禮，如今看來更加意味雋永――那被定格的風景早已在現實中消逝，卻能將當下的觀者拉得很近很近。阮義忠在結束受訪前說的一句話，讓人更深切感受到攝影確已成為他的信仰：“攝影者需要找到自己和拍攝主題之間‘精神上的血緣關系’。”

臺灣攝影教父阮義忠：以談戀愛的心情看眼前事

▲阮義忠。(主辦方供圖)

▲阮義忠新作《想念亞美尼亞》。(資料圖片)

他被譽為臺灣的攝影教父；他是攝影界的侯孝賢，用照片和文字的方式記錄著臺灣鄉土的溫度，傳遞著人性的光輝。

65歲的阮義忠，頭發已稀疏，走遍世界，鄉音不改，話到動情低頭語塞，眼神習慣轉向觀眾席尋找一直注視他的太太。長者的寬容和赤子的熱忱在他身上和諧共處。

日前，阮義忠來到廣州方所，為新書《想念亞美尼亞》簽售，本報記者采訪了他。

在高加索地區的遙遠國度，亞美尼亞怎樣讓臺灣的異鄉人深夜為著靈魂深處的共鳴流下老淚？阮義忠講起了刮胡刀的故事。

從小與父親感情疏離，待及自己年長才開始加倍渴望父子間時日不多的溫情。有次，父親罕見地在他家住下過夜，卻因為家中找不到刮胡刀而次日搬離――阮義忠從不使用刮胡刀。

平凡瑣碎的小事，阮義忠一直惦念在心。

有天上班，接到家人電話，告知父親已病入膏肓。他竟然第一件想起要做的事情便是，買把刮胡刀帶去看望父親――不消言說，病重的父親能懂其中傳遞的愛。

買刮胡刀的路上，他誤打誤撞進了一家唱片鋪子，一眼就看到了“《亞美尼亞音樂第一卷：圣詠》”――他是音樂收藏癖，家中收了幾萬張黑膠唱片。他說，“封面上終年積雪的山麓清靜修行的國度讓我好奇著迷。”

白天看望父親，晚上失眠了――為此生快要走到盡頭的父子緣分憂傷不已。和父親為數不多但記憶深刻的往事如畫卷徐徐展開。

他來到寂靜的書房播放白天買的亞美尼亞音樂，瞬間淚流滿面。“這是亞美尼亞人的圣詠，是絕望時虔誠的祈禱，就像我為父親而祈禱，仿佛再大的苦難也能被這樣純凈的虔誠而化解。”這是他第一次為亞美尼亞流淚。當他通過為數極少的資料了解到亞美尼亞宏偉獨特的建筑以后，“到那里去”于他已經勢在必行。

第二天早晨，他叮囑太太著手準備去亞美尼亞的簽證――后來費盡苦心、曲折迂回地竟然一年后才在巴黎最偏遠的城郊找到亞美尼亞大使館，拿到簽證。“大使館的工作人員眼神透著一股哀氣，他問我為什么想去亞美尼亞，我說為了你們的音樂和建筑。”話音落下的一刻對方笑了，幾乎揮舞著手蓋下簽證戳。

后來踏上這片神奇的國土，無論是圖書館管理員，還是博物館為了他的到來愿意送出唯一一張地圖的看門人，始終讓阮義忠感動的是亞美尼亞人挽歌式的優雅和自豪――從未停止的天災人禍外族入侵，縱然歷經深重的苦難，卻從未與自己的文化和血緣斷根，從未屈服，相反愈加真切相信美好就在不遠處。這種力量穿越時空，讓亞美尼亞人無論落地生根何處，何處就是故土，從未離開。

在當地攝影大師波夫西亞家，與阮義忠夫婦素昧平生、三個季度未有收入的主人拿出最豐盛的食物款待了他們，只因為――“我們是遠道而來了解亞美尼亞的人。”飯后大家盡情跳舞，和著錄音機卡帶錄制的亞美尼亞音樂。舞到盡興處，激揚的音樂突然毫無征兆地轉接到平靜的圣詠。所有人猶如定格般停下舞蹈，低頭駐足沉思，陷入對國家和災難的沉思。“我被突如其來的寂靜和莊重感動得當眾大哭。”這是他第二次為亞美尼亞流淚。

即將離開波夫西亞家時，得知主人天使般可愛聰慧的兒子，其實身患不治之癥不久將離開人世。阮義忠說，“主人反過來安慰驚慌錯愕的我們。快樂和悲傷是一體兩面，亞美尼亞人對此接受得如此坦然，似乎依著內心平靜深沉的信仰，他們自有度過苦難的力量和辦法。”

阮義忠說，“每次旅行，都是對家和故土的重新體味。《想念亞美尼亞》是我向亞美尼亞人致敬，他們增加了我生命的半徑。”

在內地，阮義忠攝影師的身份為人所知。父親是小鎮的木匠，求學期的叛逆和曠課，菜園里的勞作，大量閱讀的文史哲書籍，大學聯考的落榜，他19歲便開始在臺灣發行量最大的文學雜志《幼獅文藝》畫插畫。23歲開始攝影，先后出版了《人與土地》《臺北謠言》《四季》及《告別二十世紀》等十本攝影集。其論著《當代攝影大師》《當代攝影新銳》被視為攝影教育的啟蒙書，其創辦的《攝影家》雜志被譽為攝影史上最具人文精神的刊物之一。在介紹西方攝影大師和攝影思潮、推介內地青年攝影師等方面被稱“功德無量”。

在阮義忠的眼里，“攝影師”是外界給他貼的一枚標簽。文字、繪畫、攝影，于他都是再熟悉不過的表達方式。阮義忠說，“最近幾年大家才開始注意我的文字，有些人還喜歡我的文字勝于攝影。”

“我的繪畫知道的人恐怕更少。那是在我拿起相機之前，19歲到22歲之間所作的插畫。對我來說，畫畫最自由、即興，念頭一來，抓到任何紙頭就開始涂鴉。我打算七十歲時將那些舊稿整理一下出畫冊。寫文章當然麻煩多了，必須思前想后，刪刪減減，順序調來調去。不過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動筆時，腦筋浮上的第一句話我不會改，讓思路隨著這個方向而去。攝影挑戰最大，必須在最激情的時刻以最冷靜的態度按下快門，否則就會拍得不夠好。這種感覺是從事其他創作所沒有的。以談戀愛的心情去看眼前的人事物，才會拍到有情感的畫面。”阮義忠說。

臺灣攝影家阮義忠：優雅就是“克己復禮”

阮義忠攝影中國華僑出版社2013年8月出版。

目睹這對母女走入田園小徑時，我并無驚喜，因為天氣陰沉，遠處山巒欠缺層次，非但無法襯托前景，反顯礙眼。照片放出來后果然平淡無奇，底片一擱就是二十五年，塵封在整面墻的影像檔案中，不見天日。

直至20世紀末，我將所有未發表過的作品整理成四個主題：“有名人物無名氏”、“手的秘密”、“正方形的鄉愁”及“失落的優雅”，并冠以“告別20世紀”的總題，用來對創作生涯做一階段性的集成。就在那時，這母女倆的身影又浮上心頭。

我找出那一格反差平淡、顯影不足、極難放出正常濃度與對比的底片來，在暗房里耗掉不少相紙，愈放愈喪氣，無論如何加光減光都不滿意。后來靈機一動：如果她們是走向一片未知之境呢？就如同黑澤明電影《夢》中之景：背著寫生架的畫家走入凡?高畫中的麥田，滿天飛舞的烏鴉涂黑了蒼穹。“失落的優雅”的首張照片于焉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