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件秦公鐘（圖1），1978年春出土于陜西寶雞太公廟村。因其不但造型精美，而且因器身上分鑄連讀的銘文，不但涉及到了秦襄公的“受國”，而且還講到了秦莊公以來的“文公、靜公、憲公”等，這無疑對于正確理解早年傳世的盄和鐘及秦公簋銘文中“十又二公”，進而理解秦人早期的歷史極為重要，被定為國寶級文物。鐘在考古中往往是成套成組出現，所以又稱編鐘，主要包括甬鐘、鈕鐘、镈鐘三種類型。秦公鐘屬于標準的甬鐘形式，在商周考古中最為常見，是青銅樂器中的主體，也是樂器考古者研究的主要對象。

現在一般的都說，鐘的基本形式是在兩側尖銳的扁體共鳴箱上面舞部的平面上，有一個可懸掛的“甬柱”或“懸鈕”。甬鐘與鈕鐘的區別就在于“舞部”之上是“甬柱”還是“懸鈕”，是甬柱者就是甬鐘，是懸鈕者就是鈕鐘（圖2）。這實際上是把甬鐘與鈕鐘都通稱為“鐘”，雖然抓住了最為關鍵的區別——“甬柱”與“懸鈕”，但以此來定義“鐘”，還是有失偏頗，因為這個定義不但很難囊括镈，而且往往造成甬鐘、鈕鐘與镈鐘的混用。一般認為，镈的形制大體與鈕鐘相同，形體特大，舞部之上都是“懸鈕”。考古發現表明，镈與鈕鐘二者最大區別在于镈口是平的，鉦部四周有上下貫通并鏈接至舞頂部的高凸扉棱的動物紋飾；而鈕鐘于口是覆瓦內凹，鉦間左右飾銅泡狀枚釘。

鐘以合樂，銘文通稱為龢，又有“歌鐘”“龢鐘”“行鐘”之分。應歌的稱之為“歌鐘”，應樂的稱為“龢鐘”，許多古籍資料中，往往把古代“編鐘”這種打擊樂器都叫“歌鐘”。《左傳·襄公十一年》：“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碧评畎自姡骸扒鄻菉A兩岸，萬家喧歌鐘�！彼翁K軾：“窾坎鏜鞳者，魏莊子之歌鐘也。”“歌鐘”在古代文人的筆下運用得如此之廣泛，這恐怕多是從編鐘自身的伴奏與歌樂功能而言的。然而，在中國古代，青銅編鐘這類樂器，是上層社會專用的樂器，是等級和權力的象征，早期是天子、諸侯才能享受，發展到后來，也規定了什么等級才能用多少編鐘。也就是說，從禮制層面上看，青銅編鐘這類樂器的禮制意義遠遠大于其自身的演奏意義。所謂“禮非樂不履”，就是說沒有音樂的配合，禮就難以體現出來。達官貴人們就連平時吃飯也要列鼎而食，鳴鐘佐餐，“鐘鳴鼎食”形容的就是這種奢華場面。鐘也就成為祭祀和宴饗時必不可少的重要禮器。

從西周早期直至春秋，鐘都是稀有之物�？脊虐l現，大凡出土成套編組的編鐘之類樂器，無一例外的都出土在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之中。因此，更多的還是應當從禮樂制度方面去看待“龢鐘”的意義�！比缣�公廟這套秦公鐘與镈的銘文中都有“龢鐘”的自名意義，就連后來在甘肅禮縣大堡子山秦公墓地樂器坑出土的秦子鐘銘文中，也有“秦子作寶龢鐘，以其三镈”。這些應當都是三代時青銅文化特殊意義的反映。不但為我們繼續探討這些編鐘的用途提供了幫助，而且同時也表明數千年以來沿用的“歌鐘”與“龢鐘”是有著不同的文化內涵的�！案桤姟苯^不是籠統意義上的古代編鐘。

甬鐘的起源，長期以來學界也是聚訟不休。一是以李純一為代表的甬鐘起源于我國北方小饒說；二是以高至喜為代表的起源于我國南方大饒說。1976年在寶雞竹園溝13號墓出土了一件饒（圖3），時代約在商末周初之際。其形制、紋飾與一般商晚期小饒全同，惟柄上已有旋之構造是其特別之處。雖然只有一件，但這是一個重要發現，它出土于西周早期的墓葬，這就為以寶雞為主要發現地的關中西部甬鐘的發展與演變，提供了極為重要的例證。不論是南方說還是北方說，甬鐘是從鐃演化而來的這點是沒有爭議的。

與鐃相比，甬鐘的甬部均為上細下粗的帶有錐度的圓柱形，并且旋、干具備，因而使其具有牢固的懸掛演奏的結構。而最為顯著的變化是，這些鐘體鉦部設置了“枚”，這些枚通常對稱排列，每面六組，每組3枚，正反兩面共36枚。甬鐘在音樂、音響性能上出現了“一鐘二音”的突出特征。如陜西關中西部出土的甬鐘大多為形制相同、大小相次，或6件一組、或8件一組，比之鐃與早期甬鐘三件一套的組合已擴大了許多，并且非常明確地具備了第二基音。其中一個音在鼓的中心，另一個音在鼓側。顯然，從寶雞魚國墓地的鐃，再到竹園溝和茹家莊的甬鐘，直至太公廟秦公甬鐘，記錄了甬鐘的全部發展歷程。與西周中后期編鐘，如興鐘（圖4）、中義鐘、徠鐘、梁其鐘、虢叔旅鐘等是一脈相承的。雖然經歷了西周末年到春秋的政治大變革，但秦公鐘在形制和紋飾方面，依然沿襲繼承了西周后期周人甬鐘的作風，并且在鑄造技藝方面又勝過周人一籌，反映出秦人對禮樂文化的重視程度要大大的強于周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太公廟這套編鐘是秦人全面繼承和接受周文化的最好見證。